在广州天河区长兴街一栋不起眼的六层小楼里，上演着特殊的场景：二、三层的血透室里创盈中心，透析机不停运转；上到四楼，则传来缝纫机的“哒哒”声。
楼上服装厂做工、楼下血透，穿梭在这两种不同世界里的主角，是同一群人——40多名需要透析的尿毒症“工友”，他们既是病友，又是工人。每个清晨，一起走入这栋楼，天黑，又四散消失在背后的城中村中。
这座特殊的“医疗—工厂”混合体，容纳了从字面意思上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两个主体：服装厂和民营血透中心。
在这里，尿毒症患者通过缝制衣服赚取生活费，同时用收入抵扣部分治疗费用。这种看似“魔幻”的模式，却成为这群“肾友”们的避风港。
两张时间表
血透室与缝纫机
上午11点，缝纫车间里，吴红（化名）坐在一张塑料凳上，手里的剪刀飞快地起落，剪掉一件件布料上多余的线头。桌子上堆着剪好的布料，粗略数过去也有几十件。
她是云南人，38岁，跟着老乡来到这里，工作了两年。“生病之后，都是靠我姐姐，靠家里养着。”她说话时没停下手里的活，“现在能自己挣一点，心里踏实些。在老家是什么工都找不到的。这里住宿也不要钱，我们两个老乡合住一间宿舍。”
她的儿子今年15岁，暂时陪在她身边，也懂事地帮手干活。“等过了10月满16岁，就能去外面找正式工作。他身体好，不能总困在这里。”吴红说。
几步之外，岑志明（化名）正在裁剪。他比吴丽芬来得晚，是贵州人。之前在老家找不到工作，看到社交网络上的视频就来了。
“没人敢要我们这种人。”他苦笑。来这里后，他每天工作8小时，按照计件工资算，一个月能赚一两千元。
“透析完会没力气，但能坚持。”岑志明说。他每周必须透析三次，否则会浮肿，喘不上气。车间里有人能连续干12小时，但他不行，差不多干到晚上9点半就要回宿舍。
但他还是庆幸来到这里——一起来的老乡去了中山，而后没再联系，听说也没有工作。而自己在这里，包吃住、能工作、能透析，即便一个月只有一两千，也能贴补生活。
来之前半信半疑，怕遇到骗子，但实在走投无路。“来了发现是真的，至少能活。”
在服装厂里，共有60多名员工，其中包括40多名需要透析的尿毒症“工友”和20多名普通员工。
每日三班倒的工作，早上8点半到晚上9点半，中午休息一小时——这是他们共同的工作时间表。
而尿毒症“工友”们还有另一张特殊的时间表——每周三次的透析，每次需要4小时。
血透时间，代表着维持生命最必要的开支；上班时间，用自己的劳动赚钱。
“不舒服就休息，没人逼你。”车间没有严格的考勤，多数人都是计件工资。谁要是觉得难受，跟主管说一声就能走。主管是谁？吴红想了想：“好像是老板安排的人，但我和他不熟。”
创盈中心
服装厂工人正在工作。
两个世界
生命与尊严
中午11点50分左右，工友们放下手头的工作，两两三三地结伴，前往1楼的餐厅。
51岁的吴刚（化名）从餐厅门口的架子上属于自己的格子里拿出不锈钢碗，来到餐车前打饭。虽是需定期透析的患者，但他看起来面色红润，除了手臂上的两个遮挡透析针眼的创可贴，看上去与健康常人无异。
中午的餐是简单的三个菜：青红椒炒肉、冬瓜肉片和空心菜。饭菜简单，但管饱。
“早饭自己在外吃，午饭和晚饭都是免费的，在食堂。”他把菜和米饭混在一起，拿了一瓶冰水坐下来，饭前先吃一片钙片，再开始用餐，“因为我们透析病人容易缺钙。”
吴刚来自江西，原是一家机械厂的职工，10年前，他患上肾病，加之有糖尿病、高血压等慢性病，最终得了尿毒症，丧失了劳动能力，从厂里离开。
服装厂内景。
生病前后的生活，像是两个世界。“换不起肾，就在家附近的医院尝试透析，除此之外就只能天天在家里躺着。找不到工作，也帮不了家人。那时候身体情况不太好。”吴刚回忆。
在抖音看到招工信息后，他打电话问清情况，就来了广州。修缝纫机、保洁，是他的工作内容。他说，因为有机修的技能，他每个月可以拿到保底3000元工资。
“有一份工作就可以了，赚点生活费，还看什么满意不满意？但在这工作后，透析也比较规律，身体好了一些，以前走路直不起腰也没力气。”吴刚说。
现在，孩子在浙江、妻子在江西，他在广州。“我们都是外地人，过年肯定要回家。”吴刚说。
吃过饭，回到4楼，服装厂里的工位上关了灯，有人躺在桌子上睡觉、有人坐着玩手机。
这1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是一天中难得的松弛——工友中，关系好的老乡、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；一对情侣，并排坐着低声聊天。他们中，看不出谁是患者、谁是健康人。
而吴红打开手机，在一个APP上按短视频录制按钮，伴随着音乐跳起了舞。
中午休息时间，吴红打开手机，在一个APP上按短视频录制按钮，伴随着音乐跳起了舞。
两个机构
赚钱与负债
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，这是真的吗？
把血透室开在服装厂楼下，是营销噱头还是救命稻草？
这也许是谢强被问到最多的两个问题——他不否认，也不避讳：“愿意来就来，现场看了想留下就留下。有了关注度，也许订单会多了，帮助的人也多了。”
从曾经的医生，到后来的民营医疗机构广州宝树堂血液透析中心负责人，再到现在的服装厂老板，他尝试了一种“以工养医”的模式：患者在医院楼上的服装厂打工，用劳动收入抵扣部分治疗费用。
2018年，他辞去医院工作，同合伙人一起开设民营血透机构。时间久了，谢强发现，尿毒症患者需要终身透析，每周三次的治疗让他们难以找到稳定工作。没有工作让他们觉得没有尊严。
尽管血液透析已被纳入大病医保，大部分地区报销比例提升至九成左右，但透析自付部分、并发症、用药、交通、在透析中心附近租房等费用叠加，对于失去收入来源的病人，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谢强最初尝试心理疏导，但效果不佳。“他们最大的痛苦不是疾病，而是失业后被社会抛弃。”他说。
他开始尝试帮助患者们找工作。对于病情较稳定的尿毒症患者来说，可以胜任简单的手艺活。“找战友、找朋友，找遍人脉和资源，介绍出去了有100多人找到了工作。”谢强表示。
2023年，在一个曾开过服装厂的患者启发下，他决定在四楼开设服装厂，专门接收尿毒症患者。他们缝制衣服、做手工，按件计酬，熟练工一天能赚150元。收入虽不高，但能减轻经济负担，更重要的是，这可以重新找到价值感。
然而，并非所有患者都能适应这种模式。有人抱怨“凭什么要干活”，认为医院应该无条件救助。谢强坚持“多劳多得”的原则：“如果什么都不做还能拿钱，对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不公平。”
位于2楼的血透室。
工厂实行柔性管理，透析前后可以休息，但接单后必须保证质量。目前，工厂主要接代加工订单，同时也依靠爱心企业的订单维持运转，万利达集团甚至将工服交给他们生产。街道也给予了一定帮助，曾将社区的环卫工人服装订单交给他们做。“后来他们反馈，服装的质量比之前的还好。”谢强说。
但经营情况仍是避不开的问题。“这几年，我是在借债开服装厂，差不多欠了300多万元。开透析中心赚钱，开服装厂贴钱，后来透析中心合伙人也不愿意出钱了。每个月，光是工人食宿租金都要30多万元。关注度上来后，希望订单会多一些。”谢强说。
据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系统统计，截至2024年底，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，其中透析患者总数达118.3万人，年新增患者约2万人。透析患者就业难问题不是个例。
但这种模式仍面临挑战。如果患者签订正式劳动合同，可能失去低保资格；若按临时工处理，又涉及法律风险。此外，服装厂设在医院楼上，也有消防风险，政府曾建议搬迁，但患者需要“下楼透析、上楼工作”的便利。
尽管如此，这里仍是40多名“肾友”的避风港。在新冠疫情期间经营最困难的时候，曾有肾友拿出积蓄，帮助工厂维持运转。
谢强希望这种模式能被看见：“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，而是一个证明自己还能创造价值的地方。”
采写：南方+记者 郭苏莹
统筹：冯艳丹创盈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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